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八年，今年七十五岁。不过按老人们的习惯，一般都讲虚岁，所以我母亲按虚岁算已经七十六岁了。

母亲十九岁嫁给父亲，二十岁生了大姐。在十五年间生了个八个孩子，基本上两年生一个。也就是每个孩子十月怀胎，然后大概养到一岁左右，就怀了下一个孩子。过去没有计划生育，所有结婚后的妇女一般都是顺其自然生，有的家庭孩子更多，听说有生十一、二个的。这样的情形一般是想要多生男孩，譬如说上面有十个女孩，只有一个男孩，所以拼了命想再生一个。

母亲所生的八个孩子，夭折了三个。其中最后夭折的是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。为什么这个男孩夭折了呢？因为在哺乳期间，我们家里的曾祖母病了，寒冷的冬天，母亲每晚要起来好几次照顾曾祖母，躺在母亲身边的这个男孩受了寒，患了哮喘。因家贫无钱医治就死掉了。

后来家里一直想还生个男孩，因前面几个活下来的孩子，只有老二是男孩，这在农村，家里没有两个以上的男孩，是不保险的。所以母亲又怀上了，这最后一个孩子就是我。一个女孩。

我出生于一九七一年，文化大革命中期。家里成分是地主，所以大姐没有能上完小学，她的同学都拿石头瓦块扔她打她，说她是「狗崽子」之类，大姐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了。而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家境贫寒，我出生后并没有母乳吃，是母亲用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。

在家里最困难的那些日子，母亲曾看着这么多儿女每天张嘴要吃的，难过得流眼泪。奶奶劝她说：「每个娃就如一株草啊，沾点露水就能活。不要哭了，会过去的。」

这个「过去」大概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，母亲用极其坚忍的毅力，忍辱负重，顾全大局，勤劳节俭，和父亲一起，带着五个孩子，将每一个艰难的日子过下来了。而且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还有许多的欢乐。

我因为最小，所以获得了睡在母亲身边的权利。而小姐姐却只能睡在父亲身边。多少次，小姐姐哭着想要睡在母亲旁边，因为她害怕父亲，而我也害怕父亲，两人争夺的结果，最终都是因为我小，小姐姐要让着我，还是让我睡母亲旁边了。睡在母亲旁边，我经常偷偷地把腿搁到母亲肚子上，那肚子温软暖和。母亲一般都是任我搁着，但有时感觉沉了也会把我的腿推开，推开后我就再搁过去。母亲的肚子，是多么温软暖和啊。

等我稍稍长大点，母亲便开始教我劳动。首先从洗自己吃的碗开始。我们最小的三个女孩，每人都有一个小搪瓷绿花碗，用粗线沿碗边扎好再系上一双筷子。每顿饭吃完后，我们三姊妹就到河边洗碗，洗完碗后再挂在房间门的木柱子上。每当我们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挂好，偶尔母亲正好看见，会笑眯眯地夸奖：「真好啊，洗得真干净。」那时，我们便感到很快乐。

再大一点，母亲便叫我捡柴禾。就是到树林里捡小树枝，那些大多是自然落下来的小树枝，干枯了用来烧火很好的。我很欢喜地到树林里去捡柴禾，无论捡多少带回家，母亲都会夸奖：「哦哟，好能干的孩子呢。一个鸡子四两力，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作用啊。」我问母亲，什么叫「一个鸡子四两力」？母亲告诉我：「牛的力气很大，鸡的力气很小，但各有各的作用。小孩子干不了大人的活，但是帮助做家务劳动也是很好的。」哦，原来我在这个家里，也很有作用呢。我非常高兴了。

家境的贫寒，以致每天的饭菜都很简单。米饭能吃饱就不错了，经常不能吃大米，而是要掺杂些碎米（富裕人家一般用来喂鸡的）一起煮饭吃。而菜，一年四季以腌菜居多。唯一能改善伙食的就是家养的鸡下的鸡蛋。母亲每次打一个蛋用清水搅拌好后，蒸上一碗。但这碗蛋雷打不动是家里的两个男人吃的——父亲与哥哥。我们可以等他们吃完后，将粘在碗壁上的零星蛋羹刮下来吃，但从不会要求或与父兄争吃。这是一个家庭的规矩，母亲用无言的行动让我们从小就明白长幼尊卑的秩序。

——未完待续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