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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行解

 

國學精華在詩書易禮春秋五經之中,研讀五經的學者普通稱之為儒,或稱儒者、儒士、儒生。由儒入仕,則稱儒吏,由儒領兵,則稱儒將,儒者行醫,稱為儒醫,儒者文以載道,稱為儒筆。自古類似這些名稱,由於加上一個儒字,便給人一種好感,究其原因,是在儒者不僅研究學問,而且更注重操行。小戴禮記儒行篇,記載儒者所行有十七條,說明儒之所以為儒的道理。

儒行說: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,夙夜強學以待問,懷忠信以待舉,力行以待取。」席上之珍是比喻儒家的大學問,也就是堯舜內圣外王之道,可以施政安民。夙夜強學,一則因為學無止境,再則儒者不自許為生而知之,只自認為困而知之,所以日夜勉強求學。這四句都有一個待字,含有兩個要義,一是待時,一是不自求售。

「儒有不寶金玉,而忠信以為寶。不祈土地,立義以為土地。不祈多積,多文以為富。難得而易祿也,易祿而難畜也。」忠信二字非常重要,曾子曰:「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」孔子曰:「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。」反觀金玉,正如左傳虞叔所說:「周諺有之,匹夫無罪,懷壁其罪。」所以儒者不寶金玉,而寶忠信。儒者以義自居,故不求土地。一般人以為,土地屬於不動產,是可靠的財富。事實上,與義相比,土地最不可靠,古時封建,諸侯卿大夫都有受封的土地,誰也不能長久持有。至於義字,任何人既得之後,即與歷史長存。這只就世俗的觀點而論,大儒立義,純粹是舍己為人,決不想到自己的名利得失。土地以外的財物,難積而易散,積聚愈多,愈是損人,也愈損自己的道德,縱然以所積的財物救濟他人,雖是善舉,但是財物有限,不能博施於民。至於文章技藝學得愈多,則惠人愈廣。所以不求多積財物,而以多文為富有。儒逢無道之世,決不助桀為虐,所以不作官,是謂難得。如時代環境宜於出仕,也有必守的原則,那就是先作事,後受祿,以事為重,以祿為經,決不敢尸位素餐,是謂易祿。出仕以義為準,合義則留,不合義則去,是謂難畜。

「儒有委之以貨財,淹之以樂好,見利不污其義。劫之以眾,沮之以兵,見死不更其守。鷙蟲攫搏,不程勇者,引重鼎,不程其力。」儒既擔當大任,則不受邪惡者任何威脅利誘,遇見艱難的事情,毫不推諉,一定勇於負責,解決難題。

十七條儒行如能具備當然最好,不然,只要把握上述幾條原則,以為作人作事的準據,那也就是有為有守的賢人君子了,一旦他有機會從事政治,便是愛國愛民廉潔能干的公務員,或者不從政,作醫生必有醫德,經商一定是貨真價實,作食品工業者也不將各種有毒的化學品羼入食物中,其它無論從事何種行業,都能利國利民。我國幾千年來,雖有不少亂世,然而總以太平時期為多為久,這不能不歸功於歷代賢儒在朝在野的貢獻。從西漢設立五經博士以後,歷代賢能輩出,可以翻閱史書,不必列舉。

國家興衰,以能否得人才為轉移,人才是由教育而成,而教育必須以儒經為根本,然後教育出來的學生始能為國為民造福。因此,文學院各科系固然要教儒經,就是理工法商農醫各學院,以及各研究所,也要教儒經。然而不論什麼時代,總是有唱反調子的人,例如漢朝就曾有人議論,魯國用儒,不免土地日削,秦國用法,竟能并吞六國,而成大一統。揚子法言寡見篇予以駁斥說,魯用孔子不久,便使齊國歸還所侵的土地,後因魯國不用真儒,孔子去魯,始致國事日非。至於秦用法家,雖能造成一統的局面,但轉眼就被酷吏所毀。秦之法度與儒背馳,大違天地之道,而天地誅秦也最大最速。好唱反調子的人不妨好好的想一想。

——摘自《儒學簡說》 徐醒民教授著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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